再者，儒教是反对结社的。

自由结社是民主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力，是公民行使自己民主权力的一个主要方式。一个民主社会正是由形形色色自由结合的社团组成的。

中国是不存在自由结社的，社团也是有的，但都必须由中央来领导，否则，就是“反动会道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由结社就是与朝廷分庭抗礼，就是不忠不孝，就是蓄谋造反。

竭力维护皇权神圣、将忠孝挂在嘴上的孔丘非常仇视结社，将有结社意愿、倾向的人通贬为小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25)（君子合群但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合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6)（君子随和而不赞同，小人赞同而不随和。）

意见相同、志同道合、团结一致的人就是“同”“比”的小人，没有主见、随声附和、见风使舵、永随大流的人就是君子。

当初，那些志同道合，相互“勾结”在一起打天下的豪杰，在儒生的眼中都统统是盗贼、小人，但是当他们一旦成功后，儒生们的态度就会来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争着抢着去舔那些小人的屁股，又将人家吹捧为“真龙天子”。而那些“真龙天子”们，也投桃报李，继续维护、宣扬儒教教义，因为他们只允许天下只能有他一个“小人”，其他人必须是没有主见、顺应中庸、不相互勾结、永远以他这个“小人”为中心，听话的君子。

原来所谓的“真龙天子”不过是天下唯一的小人，一介独夫耳；所谓的君子，不过是那唯一小人、一介独夫的忠实奴才耳。

孔丘的徒子徒孙们更甚，他们将因志趣相投而有所交往的人称之为“朋党”，将之贬为“朋比为奸“”，自己则自诩为“君子不党”。这正是皇帝们喜欢儒生、鼓吹儒教的原因，作为一个主子，奴才们的团结、甚至是交头接耳，都是他们所忌讳的。

理论上，儒教是维护官僚阶级利益的，但是其最终实践结果，却恰恰相反。

孔丘不信人性本恶，不知道竞争的好处，不知道皇帝们只有在内忧外患，存在竞争对手时，才会屈己待人，礼贤下士，与臣子结为鱼水，将臣子视为手足。天下一旦太平了，竞争对手被干掉了，也就到了兔死狗烹的时候了，皇帝再也不愿和臣子们－－自己的奴才浪费感情了。

孔丘将皇帝视为“真龙天子”，视为完美圣人，不允许人有任何猜测之心、监督之意，只让人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依赖皇帝，其结果只能加强、放纵皇帝一人的淫威，而将臣子们的存在价值贬的一钱不值。随着儒教的浸润，中国皇权专制愈演愈烈，臣子们也愈来愈贱：汉代时，臣子们上朝时还有座位可坐；到了宋代，座位被撤掉了，臣子们只能跪着才能和皇帝议政；到了明代，有了“廷杖”制度，不分官职大小，谁惹恼了皇帝，就会被剥去衣服，捆缚四肢，按在金銮殿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受杖责、挨板子……。

孔丘的教导最终不仅没能让他的同行－－教师们过上好日子，就连“学而优”的“仕们”，也不得不在专制的利刃下、刀尖上过着提心吊胆、受侮辱的奴才生活。

孔丘沾上谁，谁就倒霉－－－他这个病毒。

另外，儒教也是反自由的。

苛严的法家是通过户口制度、文字狱等手段来限制人的身体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儒教则是通过仁义礼制来限制人的身体自由和心灵自由的。和法家相比，儒教是伪善的，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的大纲有三百条，礼的细目有三千条。）待其人而后行。(27)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28)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9)

按“圣人”的话去做，人一生的精力都用来实践儒教繁琐的礼节了，哪里还会有自己的思想，哪里还会有自己的特言独行。有些人天资聪颖，“威仪三千”都难他不住，不要紧，还有科举考试等着他哩，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全是儒教经典。浩如烟海的儒教经典及经典注释足够消磨他三辈子的精力了，哪里还会有劲儿去琢磨非礼的念头，甭说在干非礼的事儿了。

儒教的仁义礼制，是束缚中国人身心自由的枷锁。

儒教反民主，并不单单表现在对平等、独立、自由、结社等民主要素的扼杀上，更表现在，它是一套完整的、封闭的、运行良好的、深被中国人接受的、处处维护专制、处处与民主相悖的文化机制。

这种机制主要包括：世袭制，家长制、及对人的奴化。

先谈世袭制。

周代以亲亲建国，官职家族化，统治者任命自己的亲人当贵官，所谓“亲贵和一”。亲人们所得官职是世代相袭的，后来的君王也不能罢免他们。所谓“世卿世禄”。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周的世袭制在春秋时期遭到了冲击，但他却得到了孔丘及其徒子徒孙们的拼命维护，儒生们将周礼、世袭制遭受破坏称之为“礼崩乐坏”。

世袭制度是一种运作成本最为低廉的官员任命方式，和廉价的四世同堂的群居生存方式一样，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社会保持静止状态。同样是便宜没好货，世袭制度不仅通过泯灭了人的奋斗欲望抵挡了社会的发展，并且他也是违背公正原则的。

支持儒教世袭制度的是一种狭隘、机械的遗传观念：“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君子、大人的孩子天生就是君子、大人，他们继承父亲的官爵，成为统治者是理所应当的；刁民、小人的孩子天生就是刁民、小人，他们继承父亲的职业，成为被统治者，也是理所应当的。

所幸，科学的发展已经给了今天的我们一个较明确的答案，使我们可以正确地理解遗传现象、批判“龙生龙，凤生凤”传统的狭隘的遗传观念。

是的，遗传广泛存在于生物界中，正是遗传确保了物种的稳定性。人类同样受到遗传规律的控制，在人类社会中，高智商的父母所生的孩子，高智商的比例是比较大的，但也仅仅是比例较大而已，并不绝对，更不是“龙生龙，凤生凤”。每个孩子的生理形状和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相同，而是总有相异的地方，这在遗传学上称为“变异”。现代遗传学认为，变异分三种：１遗传物质的重新组合。２基因分子结构或化学组成的改变，及基因突变。３染色体结构和数量的变异。其中，第２、３中的变异，目前所知，是导致人类许多遗传疾病的原因，他们在人群当中的发生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而第１点，却是百分之百发生的。每个孩子的基因一半来自于父亲，一半来自于母亲，孩子的基因型是由父亲和母亲的基因共同组成的，所以孩子的性状即类似父亲又类似母亲，但又既不同于父亲又不同于母亲。孩子性状的好坏不在于什麽好基因坏基因，他的关键在于父母基因组合的好坏，而父母的基因的进行组合又是（卵子受精时），自由的，随机的，不受人控制的。（男人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是由精原细胞和卵原细胞分别通过减数分裂形成的，在减数分裂过程中，细胞有２３对染色体变为２３个染色体时，这２３个染色体是自由组合的，这使得精子和卵质具有２（２３次方）＝３３８８６０８种多样性，如果将２３对同源染色体发生的遗传物质交叉互换再算计在内，精子和卵子的多样性就将是无限的。也就是说，男人数以亿记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都是基因型不相同的“个体”，这些众多的、各不相同的“个体”之间的自由组合，使得人的子女具有了无限的多样性。）因此，一对普通的夫妇有可能生出一个聪明绝顶的孩子，一对高智商的夫妇可能生出一个弱智的孩子。爹是英雄，孩子未必就是好汉。

怎样保证一个出身卑微贫寒但才智出众的青年不被埋没，能被社会充分利用？怎样保证一个出生显赫富贵但弱智低能的人不尸位素餐、占着茅池不拉屎，阻碍社会进步发展？这就需要社会拥有一个公平的自由竞争机制。你信“龙生龙，凤生凤。”“唯上智下愚不移。”（孔丘语）他信“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语）别瞎赌气，你们说的都不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让事实说话，让上帝说了算。

世袭制不仅对遗传的理解是片面的，并且它还忽视了另一个比遗传更重要的因素：环境的影响。科学调查，人群中智力先天超常的和先天弱智的都是极少的，绝大多数的人的智力都是半斤八两、不相上下的。某个人的综合素质及取得的成就，后天的努力是关键。并且，恶劣的环境往往可以激发一个人的斗志，而舒适的环境往往使人贪图安逸。因此，世袭制不仅埋没了有才能的人，他还培养出一群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八旗子弟”。

汉承秦制，设立郡县，为了中央集权的需要，汉代建立了“察举”和“征辟”制度，来取代世袭制度，录取人才任命官吏。“察举”，就是由州、郡的地方官在各自的辖区内，随时考察选拔人才，推荐给朝廷，经考核，这些人就可以被任用为官；“征辟”就是高级官吏可以自行招聘下属，经试用后再向朝廷推荐。这种制度和世袭制相比，是一种进步，但是你要认为世袭制从此就消失了，那你就不免天真了。在察举、征辟的过程中，官员们并不是一心为公，按朝廷的要求来选拔人才，他们往往徇私舞弊，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子弟举荐上去，以致于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怪现象。

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但是主要官职具被世族豪门所把持，“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九品中正制仍摆脱不了世袭传统。

隋朝，创立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通过统一考试的方法，选拔人才充当官吏。这种方法是将选拔官吏的权力从地方官僚、世族的手中集中到了中央朝廷手中，科举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豪门世族的世袭权利。

但是科举制度仍没能使世袭传统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世袭传统仍然顽强地生存着，变化的仅仅是形式而已。和察举、征辟相比，科举是严谨的、客观的、是容易被皇帝所控制的，但是皇帝的手腕再硬、防范措施再多，也挡不住官僚队伍的集体作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僚们中有种种手段进行做弊，让自己的子弟顺利通过考试，并在官场上对无背景的新科举人进行围攻刁难，最终官职还是被旧官僚家族所占有。

科举制是中央皇权对地方官僚权利的进攻，也是法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进攻。但科举考试的内容又全是儒家经典，反而加强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加强，反过来又使皇权专制更烈、科举制更苛严，於是儒家思想的地位就更牢固……表面上，皇帝和官僚，法家和儒家是对立的，但实际上，二者是骨肉相依的共生关系。

科举制的日益完善、严格，并没有消灭世袭传统，他反而使得世袭传统更普遍、更隐蔽、更细致。

虽然中国共产党将它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我标榜为“新中国”，但实质上，这个“新中国”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专制社会。尽管共产党曾将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思想”扫荡过，但世袭传统仍普遍存在于“新中国”的社会中。

最为普遍的就是“接班”制度。父亲退休了，他的工作职位便可以由他的儿子接替，就是父亲未退休，他的儿子、女儿也可因是直系亲属受照顾进入本单位工作。父亲是铁路工人，儿子就是铁路工人；父亲是邮电工人，儿子就是邮电工人；父亲是纺织工人，儿子就是纺织工人；父亲是警察，儿子就是警察；父亲是演员，儿子就是演员……农民的儿子还是农民，工人的儿子还是工人，干部的儿子还是干部。所谓“新中国”其实与“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30) 的周代中国并无多少差别。

想改变命运吗？只有一条路：高考。高考是科举的变相延续，在中国，它是唯一的一次较为公平的竞争。高考与科举毕竟还有不同之处的。高考不像科举只有人文学科，他还有自然理工学科，这就为成千上万的居于社会下层不想继承父业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你可以发愤读书，考入工、农、医、师等技术院校来改变你将成为农民、工人的命运。但是如果你学习人文学科想通过高考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那你十有八九会竹蓝打水一场空。象公、检、法、工商、税务、等“统治”部门具被地方官僚所占有，其中的年轻人不是直系亲属就是关系户，清一色的“门子兵”。你毕业时，没有关系，没人接应，不禁连门儿都摸不着，甚至因你所学的专业不实用，连个工作都难找到。这一点，高考反不如能使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更能给年轻人一个“鲤鱼跳龙门”、改变自己阶级的机会了。　

世袭传统在今日中国，不仅仅表现在“世家”多，他还表现在，年轻人所得到工作、机会的好坏是由他们父母的权力、地位所决定的，与自己本人的能力、努力并无多少关系。年轻人的工作、机会的好坏是与其父母的权力大小成正比的，在很有“秩序”的中国社会，这种正比关系之精确，几乎可以用数学函数来表示。如果有一个公正的调查公司能够对中国社会做一个深入细致的调查，他一定会为人们绘出一幅世袭的氏族社会的图象。

在中国有个有趣的现象：一位官员不贪污、不受贿，就是一个十足的清官了，他运用权力为自己子女走后门、安排好工作，群众们则特宽容、特理解，认为这和腐败是两码事。也难怪，孔丘所追求的“仁”就是“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不为自己子女考虑，岂不是违背了“圣人”之道，要落个不仁无情的坏名声吗？儒教的妇人之仁使得中国人整体女性化了。

中国的父母们，千方百计地为子女的前途操劳，也不是单单只是出于对自己孩子原始的爱，这里面还有长远的利害算计。子女们混得好、有出息，最终是对自己有利的，尤其是权力部门，培养子女掌握权力，不仅能增强自己现有的权力，更是自己身退之后利益的最为可靠、也是唯一可靠的保障。在中国，最值得信赖的，也是唯一值得信赖的就是亲情。

作为一个群体，中国社会最深层的凝聚力，不是别的，正是维系原始氏族部落的血缘亲情。如果用理性的刀剑剥去裹在中国社会躯体上的层层“现代化”外衣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个茹毛饮血的、肮脏、丑陋的氏族野蛮人的躯体。

对于中国人来说，任何主义、理想都是虚幻、不实际的，那些曾经为某一个主义、理想而坚持原则、牺牲亲情、牺牲个人利益的人，到头来终难逃失败、被人讥笑的结局。在一出出闹剧陆续降下帷幕之后，在经历了尝试又碰了钉子之后，曾被愚弄的、已经世故的中国人，开始怀疑一切，再也不愿付出自己的真诚了。“血浓于水”，最终，血缘，这个原始、低级、动物似的群体纽带便又成为了中国人唯一值得信任的选择。这是中国人无奈的选择，这是无神论者缺乏真信仰的可悲之处。

８０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执政时，中国的新闻联播中播放了里根的儿子第二次失业，不得不去马戏团当演员的新闻，这本是暗示、嘲笑美国的高失业率的，但这条新闻恰恰证明了美国社会的公正性。总统的儿子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父亲而搞特殊化，更没有成为一个为非作歹、无法无天的“衙内”。而在中国，一个七品芝麻官，即使手下的百姓饿死一半，他的儿子也不会失业的。

世袭制表面上早就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了，但实际上，直到今天，他仍然通过种种变色、变形的手法顽强地生存在中国的土地上，并一直是中国社会中支配新老交接、新陈代谢的主流力量。

在“新中国”成长的５０年中也有例外，那就是８０年代十年的改革开放。这期间，中国涌现出了一小批改变了原来社会地位的有钱的“货币新贵”，但总体说来，这些“货币新贵”是寥若晨星的，并且在改革开放的后期，随着官僚资本的大举侵入，这些先富起来的新贵们的含金量又要大打折扣。

在中国这个爱扎堆儿的氏族社会中，个人奋斗是很艰难的，将改革十年包括在内，今天被人们所知晓的成功的个人奋斗者有：牟其中、李晓华、禹作敏、刘永好兄弟、张朝阳、陈金义、赖昌星……能数得过来，并不比清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中三年出一位的一步登天的新科状元多出多少。

在这个被传统世袭势力所占领的社会中，哪里还有公正、公平的竞争机会呢？哪里还会有选举自己市长、总统的权力呢？

再谈谈家长制。

周天子，家天下。从此家国同构，君为国父，父为家君。整个天下就是一个大家庭，皇帝是所有官员的家长，官员则是一方百姓的父母官。官员们必须跪着口呼“万岁”才能和皇帝说话，百姓们必须跪着口喊“老爷”才能和官员说话，他们不仅为人臣，还为人子、人孙。

儒生们清楚地知道家和国的关系，“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31)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32)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33)

既然家是国的基础，所以孝道不仅对于一个家庭，而且对于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因此儒教就竭力鼓吹“孝”为百德之首，“百行之宗，五教之要。”“德之本也”(34)

儒教所讲的“孝”既然这么重要，那他究竟是什麽意思呢？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35)
父之执（友人），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此孝子之行也。(36)
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父母高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多加劝阻）。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37)
……

这是子女对父母的爱吗？不是，这是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这就使儒教的“孝”的含义。

曾在电视中看到一个英语谈话节目，主题是东西方家庭观念的不同。当一位中国人谈到中国的“孝”多是表现为孩子对家长的服从时，一位在座的被邀请的美国嘉宾毫不迟疑、条件反射式地说：“如果父母错了，怎么办？！”－－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儒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差异。那位美国人并非学者，他的质问显然并非来自逻辑推理，而是来自一种价值观念。在基督徒的眼中，父母和孩子一样都是人，都是有罪的、不完美的、会犯错的人，父母并不是至真至善的神，在上帝的面前，父母和孩子的人格是平等的。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以６：１）

子女应当听从父母，但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在主里”听从父母，也就是说，首先得讲理。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那，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那，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１２：４６）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路加１４：２５－２７）

上帝、基督是至真。

耶稣的教训是告诉我们，真理高于亲情。　　

基督的“孝”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这里，“情”和“理”是泾渭分明的，如十字架。儒教的“孝”是建立在“情”的基础上的，这里，“理”和“情”混淆一谈的，如太极图。他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女性化、混沌性的特征。

有些人谈到宗教时，会摆出一幅和事佬的糊涂态度，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学善的。

事实绝非如此，不同宗教的教义的毫厘之差，最终导致的结果却是千里之别。

日本人曾经调查了日本１３０３名高中生，美国１０５２名高中生，中国大陆１２２０名高中生。在回答“你最尊敬的人是谁？”这一问题时，日本学生的答案是：第一是父亲，第二是母亲。美国学生的答案是：第一是父亲，第二是球星，第三是母亲。而在中国学生的答案中，父亲（包括母亲）竟连前１０名都排不上，多么巨大的反差！中国父母不仅在孩子心目中没有地位，并且许多中国的青少年将自己自卑、怯懦、依赖、懒惰等不良性格以及恐怖、焦虑、偏执的心理障碍，归咎于父母的教育方式，归咎于父亲的“专制”“霸道”、“无能”“娇宠”“过于保护”等等因素。(38)

这真是对有着悠久的“孝”的传统的中国人的一个讽刺。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出于一种动物似的本能，这种亲情之爱，动物也有，并且不次于人类。而孩子对父母的“孝”则是人特有的，它来源于人的道德感，来源于人的灵魂。儒教是否定“灵魂”的，这就等于否定了“孝”的源泉，不得已，儒教便将“孝”完全纳入了功利的轨道，因而从根本上扼杀了“真孝”。

中国的子女们对自己父母的俯首贴耳、毕恭毕敬，里面究竟有几点“孝心”在里面，是很值得怀疑的，他们更多地是在惦记着老爷子的房子、财产、存款折哩。这也难怪，谁让儒教规定不让子女们财产独立，而让老爷子独霸财政呢？这一点，老爷子们也心知肚明，所以他始终不立遗嘱，调子女的胃口，让他们争着表现自己的“孝心”，直到自己咽气的一刻，而这时，老爷子往往又没机会立遗嘱，于是，葬礼后的家庭内部纷争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永恒的组成部分。

９。１１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世贸大楼，银行家爱德华被困在五十六层，面对突降灾难，他掏出了手机，迅速给他的助手罗纳德拨了一个电话，刚举起手机，楼顶忽然坍塌，一块水泥将他砸翻在地，爱德华知道时间不多了，于是他改变了主意，给他的私人律师麦克拨出了第二个电话，可没等电话接通，他想起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于是拨通了第三个电话……。爱德华的遗体在废墟中被发现后，亲朋好友赶到现场，其中有罗纳德和麦克，可遗憾的是，当时两人都没有听到爱德华的声音。他俩查了一下，发现爱德华遇难前曾播出三个电话。他们推断，第三个电话很可能与爱德华的银行或遗产归属权有关。爱德华无儿无女，五年前又与妻子离婚，如今只有一个瘫痪的老母亲住在旧金山。当晚，麦克律师赶到旧金山，见到了悲伤的母亲。母亲流着泪说：“爱德华的第三个电话是打给我的。”“请原谅，夫人，我想我有权知道电话的内容，这关系到您儿子庞大遗产的归属权问题，他生前没有立下相关遗嘱。”麦克严肃地说。母亲摇摇头，说：“爱德华的遗言对你毫无用处，先生，我儿子在临终前已不关心他留在人世的财富，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妈妈，我爱你！”(39)

“妈妈，我爱你！”这就是真情，这就是真孝。

对羊危害最大的并不是张牙舞爪的狼，而是披着羊皮的狼。

孔丘有意曲解“孝”的意义，将“孝”引入歧途；孔丘披着“孝”的外衣，干的却是扼杀“孝”的勾当。孔丘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

儒教对“孝”的定义，构成了中国社会家长制的基础。

家长制首先存在于中国的家庭中。就在今天，他仍是维系家庭运转的机制。一个孩子，年龄大了，逐渐有了些知识，有了些自己的想法，便开始不再认为父亲总是对的，于是开始和父亲辨理了，这是，当父亲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和已经懂事的孩子平等相处，过去慈祥哄骗的办法已不再凑效，怎么办，于是便又想念“圣人”的教导了：“父为子纲，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他妈的，才念了几天书，就学会和老子讲理了！告诉你，你爹就是理！不孝的东西。”孩子生理发育成熟后，因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往往不符合父母的要求而和父母发生矛盾，家长们在说服教育等“软办法“”不济事的时候，便会使出杀手锏，动用经济制裁手段，迫使孩子就范。关系闹僵了，就会出现一些好心人，对孩子进行一边倒的劝说，劝孩子要怎样听父母的话。最终，迫于经济和舆论的压力，你只能放弃自己的想法、打算，听从家长的安排。你再踏入社会之前，早就学会了服从、妥协。

传统社会中，在家与朝廷之间还有一个过渡的组织：家族。家族的存在是确实的，是有能量的，族规往往可以代替王法，对其成员进行制裁。在“新中国”，取家族而代之的是单位。作为家与国之间的过渡组织，它同样是有能量的，单位的内部规定往往置法律于不顾，使单位成为法律的死角。并且这些单位本身往往就是家族扎堆儿的地方，正像民谣所述：“父子科、夫妇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孙子开车爷爷坐，亲家办公桌对桌。”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后，人们可以摆脱单位的束缚，自由结合组成公司，家族现象就公开抬头，那就是普遍存在的公司家族���。

无论是单位还是公司，所实行的都是家长制。

如果你是靠关系进的单位，你或者你的父母努力“攻关”的过程，也就是你自尊受挫的过程，学会顺从领导的过程。在家长的努力最终成功后，通常会安排你和未来的领导见见面，在一起坐坐，这时当家长的会向领导说很有人情味的话：我的孩子就交给你了，多教导他，有什麽不对的地方，该批评批评，该骂就骂。然后又对你说：工作以后，有什麽不懂的地方，多向你李伯伯请教，听大伯的话，等等。－－工作尚未开始，自己已经比领导晚了一辈，成了人家的孩子了。

如果你是分配进单位的，这个驯服的过程要慢一些，工作初期，你会将大学中的一些散漫、独来独往的“毛病”带进单位，领导那些点到为止的批评，你也不放在眼里，过不多久，你要结婚了，需要向领导申请房子了，你才发现，面对一向对领导漫不经心的你，领导会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找个很正当的借口，让你一味地拖下去，直道经女朋友、或其他好友的指点“迷津”，学会提些礼物，躲着别人到领导家中拜访。敲开领导的门后，出乎你的意料，一改在单位的一副尊严、冷漠的面孔，领导会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和颜悦色、甚至热情地招待你，对你过去一些“不懂事”的地方，很宽容，初次登门，领导并不在乎你那点象征性的礼品，而更在乎你的态度，一种表示亲近、臣服的态度。如果领导留你吃饭，那就更好了，席间，他不仅满口答应为你的事操心，还会以自己人的口吻以对待自己孩子的方式，亲切地教导你一些在单位为人处世的方法，甚至自己的心得体会。在你对领导的感激之中，在你被领导温存的人情感染之际，不知不觉，你已经接受了领导的家长地位。……家长制并不像局外人想象的那样难以让人接受。

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的公司，本应实行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民主管理，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真正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中国的公司也是很具中国特色，它往往是家族扎堆儿的地方，这也不能怪中国人，在法制不行的中国，用外人是不放心的。用自己的亲戚，一则便于管理，再者，由于知根知底，如果有人有坑骗公司的行为，便于内部处理，就是其坑骗行为不严重、不易被察觉，也可睁只眼闭只眼，肥水不流外人田，都是自家人，感情上能接受。公司家族化，是儒教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体现，他同同居、世袭现象一样，在早期具有廉价、高效的优势，但是便宜没好货，它最终会抵挡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在家族化的公司内，管理实行的自然是家长制，要他实行真正的民主管理是很困难的。　

在单位、公司之上，就是朝廷、中央，家长制在朝廷、中央的表现就是我们所熟悉、所诅咒的专制，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所谓的“民主集中”。中国社会就是由中央、单位、家庭组成的。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而家长制则是专制的基础，或者说家长制就是专制，一种披着温情面纱的专制。因此，儒教的孝道实为专制之道。

孔丘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40)中国历代的专制者们更是心有灵犀，紧紧跟上，制定相配套的法律：“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41)

民主制是领导看人民的脸色行事，家长制是人民看领导的脸色行事。民主制中的领导为了得到人民的支持，必须时刻调整改变自己的策略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因此，民主制是利于社会进步、发展的一种机制。家长制中的领导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利、地位，他仇视一切可能引起既定秩序、社会变化的不稳定因素，家长制是利于社会保持静止不变的一种机制。

抵挡社会进步，正是儒教的目的。

随着时间的延续，家长制早已深入中国人的灵魂，其体现就是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家长制慈祥且有效率，他不是丑的，而是美的。这种美很成熟，他足可以使用中国仁人志士们鲜血换来的初级民主相形见绌，甚至成为丑小鸭；他足以使中国人在尝试民主的时候会对家长制充满无限的留恋；他足以使的中国人打倒一个坏家长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拥戴另一个好家长。 【未完】